我们单位有两个人被我发展成L&ME（罗大佑和我）俱乐部成员，这两个人一个是副总编辑一个是部门主任。我们应该算是两代人，却都属于心理因素年轻的那种。副总编辑是当年恢复高考制度后的第一代大学生，他有一副极深沉的嗓音，唱那首《爱的箴言》唱得行云流水；部门主任要较副总编辑小得多，但比我大近十岁，他以精炼的文学评论屹立于报社众生之中，嗓音磁性十足，唱《野百合也有春天》能唱到野玫瑰团团开放。

　　至于我，我能熟唱罗氏的任何一首歌曲，只有那盘专辑《首都》除外。我的嗓音细窄紧迫，唱《皇后大道东》能唱到青衣舞袖，可我偏偏喜欢极了罗氏的那首《歌》。

　　我们俱乐部以精神愉悦为要义。我打印了罗氏的歌单，里面还收录了我写的一首词《归去来兮》（不是仿侯德健的而是我自己十八岁时写的）。我们在有时间的情况下凑在一起彼此忘我地哼哼罗氏之歌，那情形真有些滑稽：我们不敢放大音量，而且不是有意地演唱罗氏之歌，总是装出无意识的样子谈到某一首歌曲，然后身临其境地唱，纷纷做陶醉状。

　　我们研究罗大佑，从不同的角度找出他词曲上的漏洞和不足，然后再以亡羊补牢的姿态来承认这些漏洞和不足是天然美，“否则就过于整齐了”我们这样说。我们举双手承认残缺也是一种美。

　　去年夏天，我们磨刀霍霍地准备买机票去上海亲临罗大佑的那场演出，结果真的是没有时间。于是在我们的报纸上登出一篇又一篇关于罗氏演唱会的报道以飨自我。

　　我们曾经一度陷入曲高和寡的困惑。我们俱乐部认为现在能真正读懂唱懂听懂罗氏的没几个人，充其量有三个：我们。只有我们才发现罗氏版《爱的箴言》最开头部分罗大佑说了一句话：“我不晓得怎么唱！”然后咳嗽一声再出现前奏乐；只有我们才知道罗氏名歌《歌》的词作者并不是徐志摩而是英国一位女诗人写的，徐氏只是翻译了而已…… 在罗大佑演唱会结束的第四天，有线电视台的一位记者发出邀请函：悉闻贵报社成立了L&ME俱乐部，在下也是罗大佑忠实歌迷，欲与贵俱乐部成员探讨罗氏内含并共唱罗氏歌曲，望相见。

　　这位记者同我们的部门主任是好朋友，我同副总编心里相当惬意我们的俱乐部声名远播，面上客气一番然后赴约。

　　地点在一间不错的酒吧。酒吧的老板也陪坐，我们几个人就着清淡的啤酒开始谈论罗大佑。那位记者果然博闻强记，原来他掌握的罗氏秘密比我们还多，他也能清晰地唱出罗氏的每一句歌词。

　　酒吧的气氛是和谐宁静的，歌手们的演唱也建立在一种隐约之中，就这样，那首能让每个人有段回忆的《恋曲八○》飘荡过来。在座的每一位的脸上都现出不一样的肃穆和委婉，大家静静地听，身体随节奏微微地晃，罗大佑的大照片在墙上隐隐凸现…… 我们整整在酒吧里待到午夜两点，我们的话题后来扯到很远，副总编同酒吧老板谈论“胆机”的焊接，部门主任同另一个朋友谈论文学的张力。只有我同电视台的那位记者继续罗大佑谈论关于第一次听罗氏的情形。

　　“那时我家里很穷，姐姐给我买了台很便宜的录音机，我从同学那儿借了盘带子没日没夜地听，那盘带子就是《恋曲八○》。”他说。 “我第一次听《鹿港小镇》是刚刚步入乐坛的付笛声演唱的，后来在境外电台听到了另一个台湾歌手的演唱。直到九○年才听到罗大佑的原唱。我发现，罗氏原来是真正付与这首歌生命力的人——我指的并不是创作。”我说。

　　实际上，对于罗大佑，我们已没什么可多说的；对于他的歌，我们也没什么可多讨论的。我们要的是一种回味一种感觉。

　　罗大佑的歌起到了参照的作用，这种参照是能勾起人们心内最容易想起却又经常忽略掉的东西，是什么？青春？还是初吻？

　　我们忘记了春天的存在，因为她时刻能从那首《光阴的故事》里面重现出来。罗大佑用音符为我们制造了透明的季节，我们用罗大佑来感悟。光阴总是无知无觉地从我们指缝中溜走，我们是那样希望深刻我们的青春。

　　罗大佑的歌成就了我们每个人对于青春的证明。

原作者： L&ME俱乐部
来 源： [闪亮的日子]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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