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覺得這是場堂吉訶德式的悲劇。就我聽過大佑一百多首歌曲以及一些故事的觀感,他是個情感(對家國、文化的愛恨與使命感)澎湃而充滿矛盾、痛苦的人。他不斷在找出口,不斷努力地想做些什麼;他也認識得到這種情感的虛妄,體會著大時代中小人物的無力感,但他又放不下。看得較開時,有「痴情笑我 凡俗的人世 終難解的關懷」,蘇子般的豁達--〈大江東去〉:多情應笑我,早生華髮。人生如夢,一樽還酹江月。〈往事二○○○〉更有「多情笑我」如此直接襲用之句,大佑對東坡或許心有戚戚焉吧。但他畢竟沒那麼豁達,他很痛苦,又常懷憤懣;一個本有家國文化情懷,青年時又有了成就與名聲的藝術家,難免會或多或少地膨脹了自我,這是需要很大修養才能處理好的。惜乎哉,大佑近年似乎是失敗了,陷進去了,開始緬懷過去,顯了暮氣了。再者,台灣混濁的現況連最專業的觀察家、生活閱歷最廣的人士都不一定能看清楚、看全面,何況思想與生活圈已定型,又非以政治為本業的人。 〈綠色恐怖份子〉實令向來最推崇羅大佑的我傻眼,且不論歌詞在章句上的粗糙,就義理看,大佑的心境已然陷入偏執了。他常常偏執(這可見諸他一些罵人社論),但這是第一次這麼表現在歌曲上。悠悠蒼天,此何人哉?如果給他時間,這應該過不了向來注重品質的大佑自己這一關,可是憤怒讓他草草推出了。〈阿輝仔飼著一隻狗〉層次雖不高,就詞曲表現看尚可說是酣暢淋漓的一首過癮之作,〈綠色恐怖份子〉則只能讓人為他捏把冷汗。
這一代的政治若已不可為,何苦跳進泥淖裡妄言「給台灣最後一次機會」?孔子適衛,謠言紛傳孔子欲取衛君而代之,以孔子和他的三千弟子,他完全有實力這樣做,但孔子不幹。不只因為義理不容,也因為即使得到一個國家了,於世道人心恐怕還是無補,是故孔子周遊列國後,決心回到魯國從事傳統文化整理的工作,給來世的人心打底。隋煬帝時,有一位王通,有志於仕,但見煬帝無道,遂覺當世不可為,而從事教學。後來他的學生多有成為唐室重臣者如李靖,王通
最終是成功了,門人且尊稱他為文中子。又如清室遺老如瞿鴻禨,入民國後一再有人請他出山,他不應,只和一幫遺老唱酬,身後雖少遺澤,但也留下了老一輩士大夫的風骨典範。許信良等辦民主學校,寧有仲尼、文中子之意乎?不,他們方向錯了。民主學校聽說是「政治訓練班」,而在孔子、王通門下,政治只是末節而已,根本在人心、倫理、道德、文化,在學問,在經史與六藝。
要辦學不應辦政治學校,而該辦全人式的學堂。欲有作為於政治,不如從政治之外把文化的種子傳播下去,現成已有藝術一條途徑。羅大佑的歌,侯孝賢的電影,朱天心的文學,都有過傑作,有過深遠影響。使再多些不同領域(甚至不同立場)的精英,還有富從政經驗的許信良都來從事教學傳授,他們的學生,縱使未得精髓,只要各得其要領,也夠可觀的了。
孔子整理出來的是什麼?「思無邪」的詩三百,孔子給它們都配上曲。我們讀一讀《詩經》《論語》,再想想孔子身處的是什麼樣一個禮崩樂壞的時代,就更能體會四書五經的價值:他們把美好的文化保留下來,俟諸後世。這樣不僅胸懷遠大,而且還真是最能成功的方式。羅大佑、侯孝賢、朱天心等的學問雖不如孔子全面、通透,但就自己專精領域多作一些能傳之久遠的東西,應該也是做得到的。然而,他們能否克服自己的過去,一些已多少不合時宜的成見,許多已成泡影的想像,還是一個嚴峻而令人嘆息的問題。
然則,當外界皆以為此民主學校是通往政壇跳板,他們自己也不避免這種傾向的情況下,欲有所成就是很難的,因為會想去上這民主學校的,又會是些什麼人呢?
羅大佑曾說今後想從事音樂方面的教學事業,這方向原是好的,可惜他沒能免於心魔的蠱惑,而栽進那想像中的政治界了。然則,此象如若破滅,滄海桑田再一番之後,大佑或許能再寫出深沉反思後的傑作也說不定,只是這樣痛苦又難堪的波折,畢竟不是我們所樂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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