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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愤怒-罗大佑访谈


www.lotayu.net  2001-12-21  闪亮的日子


(2000/4/17)

  “幸福是一种冷静。你可以在能量很低的情况下都生存得不错。它代表一种熟悉,还代表一种时间。”

  罗大佑携太太李烈在北京和上海作短暂停留后已于4月17日返回台湾。从国内传媒的零星报道上我们几乎得不到什么有关他的信息。他依然把自己藏得挺深,就像很长一段时间里他成功地把自己藏在一副墨镜后边一样。   

  4月16日,记者乘第一班飞机飞赴上海。下午三点半,记者在东方饭店一楼的咖啡厅里见到了罗大佑和他的爱人同志李烈。    

  罗大佑穿一件最普通的短袖白色T恤,没有一丝苍老的痕迹————在歌坛屹立了二十多年,他还是那么年轻。他非常认真地回答记者的每一个问题,虽然他看到那厚厚的一叠采访提纲吓了一跳。   

  (以下“△”为记者 “罗”为罗大佑)。

  △《闪亮的日子》是你的处女作吗?写它的时候你多大?   

  罗:算是吧。那是在1977年,我在医学院读五年级。其实最早的歌曲是《歌》,是1974年写的,用的是徐志摩的一首诗。  

  △你还记得第一次在大街上遇到哼唱着你的歌曲的年轻人的情形吗?   

  罗:应该是后来的事。念书的时候我已经在写曲子,在街上走路时,我特别注意每一张面孔,那时我还没有成名。我看着每一张走过去的人的面孔,想要找到人的共同点。后来,在一些公共场合,在路上,或者在唱卡拉OK的地方,听到别人哼唱我的歌,那种感觉绝对不是一种得意,而是你经过长时间的努力,… …我相信音乐是有力量的。   

  △你曾经是个激进的愤怒青年,对于急剧变迁的时代的种种怪现象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批判和质疑,由此成了一代青年的代言人。   

  罗:不遗余力,但小心谨慎,这样才能取得可以演唱这样一个基本权利。   

  △你是靠孤军奋战做到这一点的吗?在台湾我们找不到另一个罗大佑。   

  罗:那时一直是这样的。   

  △你有没有压力,因为大家都在抒情,在风花雪月?   

  罗:当不需要再多一个这样的人写这样的歌曲的时候,这反而是一种动力。因为你是在做别人没有尝试过的东西。台湾那时还要送审歌词,审完了才能在广电播出。   

  △你的歌在审查上遇到过麻烦吗?   

  罗:有,这方面我可是老将了。   

  △台湾对你的歌曲控制得最厉害的时候是什么样子?   

  罗:不能在广播电视上播出。你自己在大街上唱当然没问题,发行也没什么大问题,但就是不能利用公共媒体来传播。   

  △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你的作品对年轻人来说应该是非常新鲜的,他们跟你有没有沟通?   

  罗:当然有。我在1982年推出《之乎者也》,1983年推出《未来的主人翁》。有个人听到《恋曲1980》吓了一跳,问:“怎么会有这种歌?” “你曾经对我说,你永远地爱着我。”有什么呀,纯粹是一首情歌,不是政治性的东西。可就是这种情歌,在那个年代的台湾,它在精神上也是反动的。可见那时台湾控制得有多厉害。   

  △比起从前那个有斗士色彩的罗大佑,今天的罗大佑和他的创作似乎已经很难让人热血沸腾了。你觉得自己正在渐渐老去吗?   

  罗:我现在不够愤怒,当然跟年龄有关系。但我觉得更重要的一点是,现在再去写抗议歌曲,这个议题已经失去了它的正当性。你要硬找一个什么去骂,我觉得是一件虚伪的事情。我们那时要骂,是因为真的有一个紧箍咒在这个地方(用双手抱住头),写歌的时候你心里有一个尺子在那儿。现在已经完全没有这个东西,你再弄就有点假。既然紧箍咒已经松开了,就没有必要再去强调:我还是很愤怒的,我还是和从前一样的,我还是很年轻的。   

  △你是怎么得到你的第一把吉他的?   

  罗:是我哥哥给我的。那把吉他才80台币,是最便宜的那种,我从9岁小学三年级开始弹,到初二才换了一把。10岁那年我在吉他上自己摸出了最简单的和弦。   

  △你是怎么做起音乐来的?有没有这样一个歌手,你听了他的歌曲之后特冲动,说:我就要做他那样的歌手?   

  罗:有,鲍勃·迪伦,还有保罗·西蒙。   

  △鲍勃·迪伦最冲击你的是什么?其实他的嗓子是一个小老头的嗓子,他的旋律也不像保罗·西蒙那么美。   

  罗:他给了我很强的震撼。他的嗓子是一个乞丐的嗓子,或者说是传教士的嗓子,也可以说是一个先知的嗓子,这三者常常是可以混在一起的。在中世纪,他们常常会预言一个时代的转变,讽刺一个王朝的兴亡。早期鲍勃·迪伦最让我震撼的是他的那种单打独斗的精神,就一把吉他。他活得不像一个明星,生活中的他和舞台上的他拉得很开,他躲得很后边。这方面可能我受到他的影响。很少有人能像他这样,将自己的艺术生命延续到30年以上。   

  △你对自己的嗓子有什么评价?   

  罗:很难评价。我相信人对自己的嗓子的评价就像评价自己的脸一样,最难。

  △(问李烈):你喜欢他的嗓子吗?   

  李烈:喜欢,他有他的独特味道。   

  △你的嗓子有点特别,你的歌在你自己演绎之后,别人再唱,那种感觉很难出来。   

  罗:这个感觉一定是从很里面挖出来的,唱得非常直接。我的一个朋友转述了一个人的说法挺有意思,“你去看罗大佑唱歌,他根本口齿不清,你甚至不知道他在唱什么。但假如你戴上耳机听,会发现他唱得很标准。”他说的标准,可能指的是旋律、歌词和创作的灵魂是融合在一起的。   

  △你是极有诗人气质的华人歌手,这一点毫无疑问。除了你的才华的因素,你是如何养育这份气质的?   

  罗:一定要有点个性才能在这个行业里生存。创作是我最重要的事,而如果以创作为主,那么生活是最不能忽略的。你可能要去受苦受难,或者去放纵自己,各种各样的情况你都要试过,才能找到人性的最基本的最底线的东西。我必须生活,我不能是那种老是在大街上被人认出来的人,那样我就很难生活了。所以早期我的那个形象还是蛮成功的,就因为那个墨镜,出了好几张唱片也没有人知道罗大佑长得什么样。   

  △你决定在你的音乐中加入电子元素,好像比别人晚了半拍或者一拍?   

  罗:其实我做得很早。我在香港盖了两个48轨录音室,是香港的第一家48轨录音室,之前都是24轨,有人用过32轨,没成功。都是数码录音。我担心过电子的东西的危险性,因为它什么都可以做得到,这是不是意味着机器慢慢地可以取代人?所以我排斥了三四年时间。但它还是一定会进入你的生活的。依靠电子,可以非常快地取得很多的声音,都是很好的声音,这些声音在十年前二十年前要拿到,得花很多很多的时间。   

  △你的歌曲中一向有很深的忧患意识,对我们赖以生存的大地母亲,对纯真的情感……比起20世纪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你对今天怎么看,悲观吗?   

  罗:到现在为止不是一切还好吗?千年虫没有发生啊,世界末日也没有降临啊,好像我们担心得太多了一点。   

  △第一次听到《鹿港小镇》是在西部的一个荒凉的小村庄里,当时有种被强烈的电流击中的感觉。能说说这首歌的写作背景吗?   

  罗:两三百年前鹿港是台湾很重要的高度文明的一个城市,现在已成为一个古迹,成了重点保护的文物了。那么繁华的城市为什么会没落呢?从前它是一个港口,是一条大河流经的地方,后来沙子淤积起来了,船没法开进来了,一旦不再有船开进来,这个城市就开始没落了。真是沧海桑田啊。我们现在看上海是这个样子,说不定1000年后它会是一种完全不同的风貌,也可能那时浦东会变成重镇,而外滩会变成一个胡同。我们都不能漠视变迁带来的对人的情感的冲击。   

  △你的歌词很文学,你的音乐很中国,能说说这两方面对你影响最大的人和事吗?   

  罗:中国代表一种感情,一种很长远的感情。这次来内地读到一篇文章,大意是,台湾当然有很大的悲情,但不要忘记全中国曾经有过更大的悲情,有过更大的灾难。中国人必须去包容这样一个更大的悲情。我觉得挺有说服力的。悲情不是台湾人独有的,中国从清末到民国,到八年抗战,到国共内战,大家都是在很大的时代变迁的灾难中走过来的。你要特别讲自己的悲情的时候,不要忘记旁边的人可能有更大的悲情。你是一个中国人,你就会被这种情怀所感动,这种东西会把这个民族拉到一起。   

  △在港台开个人演唱会的次数多吗?   

  罗:不多。其实我一直抗拒演唱会。我怕面对观众。那么多人!在录音室你可以慢慢磨,一次不行可以再来一次,到录好为止。演唱会上只有一次机会。我是台湾第一个开个人演唱会的,1982年,1983年和1984年各开过一次,都是上万人,压力太大。我有一个朋友说,罗大佑开演唱会的时候,一定要把他绑起来,然后在他屁股上踹一脚,他才会去。我很不愿意去唱,面对观众是最令人紧张的事。演唱会现场就像一个战场,歌手一定要做到台上台下众志成城,万众一心,整个气氛和旋律紧紧地融在一起。别想着在上边扭几下就能成功。   

  △能说说你卖得最好的唱片和卖得最惨的唱片吗?   

  罗:最好的是《爱人同志》吧,卖到60万,比较惨的是《恋曲2000》,封面是一个很怪的人头,上市的头一天我们就听说,孕妇一看到这个封面就赶紧走避,害怕生出一个畸形胎儿。但也卖了十几万张。   

  △说说你在香港的这些年吧。   

  罗:我是1987年4月1日到香港的,1996年四五月份搬到台湾。在香港创作的东西肯定比较商业化一些,因为香港是一个高度商业化的地方,但它有一个好处,就是非常专业。香港公司的制度很严谨。香港让我学习到,要把一件事情做好,制度一定要解决。没有一个够专业的环境,没有大家可以互相信守的合约,人跟人之间就很难合作,音乐的本质也就没有了。音乐是需要人和人之间的和谐的。 后来我去纽约暂住一段,回过头来再看自己,我的中国人的角色就特别明晰。呆在自己的地方你不觉得,到了别人的地方,你身上中国人的色彩就会特别明显。虽然有人说《海上花》商业化,但它也是另外一种精神的一个很重要的开端。   

  △你写了那么多电影音乐作品,你认为电影音乐和电影的关系是怎样的?   

  罗:电影音乐其实是给电影一种更直接的感情。在银幕上,男女主角演得很好,但他们在心里边讲的话在对白里是出不来的。每个人都可以讲“我爱你”,但惟有音乐可以将他深处的感情表达出来。   

  △你对崔健怎么看?   

  罗:好多人问我这个问题。到目前为止,崔健是国内最好的摇滚乐手。好多人在比较我们之间的好坏。我一直强调一点,崔健一定是做了一些罗大佑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他才是崔健,罗大佑也一定是做了一些崔健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才是罗大佑。这是不能比较的。音乐不是拳击赛,两个人上去乒令乓郎,一个赢了,一个输了,也不是八个选手在跑道上,砰一声枪响,第一个跑到终点的就是赢家。我很反对把两个音乐人拿来作比较,非要造出一个谁是第一,谁影响力大,谁是大哥的说法。每一个创作人的成功都一定有他受人尊重的地方。   

  △一个比较私人的问题,你的哪些情歌是写给李烈的?   

  罗:很多,有几首还没有发表。我和李烈在一起12年了。   

  △你怎么理解幸福?   

  罗:西方有一句话:“哪儿是家,哪儿就有幸福。”你在这个地方最没有忧虑,你可以穿着内裤到处跑,也不会觉得有非礼的地方,也不用担心自己的隐私权受到侵犯。幸福是一种冷静。你可以在能量很低的情况下都生存得不错。就说睡觉吧,你在哪儿睡得好?是上海宾馆的一个房间?隔壁住的是谁你不知道,所以你老觉得有什么声音在吵你。远离幸福是因为你不了解这个环境。幸福代表着一种熟悉,还代表一种时间,它越长越好,幸福不能是短暂的。

原作者: 杨子
来 源: 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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